“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南方日报、南方+专访时认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对保障与改善民生高度重视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这与新型城镇化、房地产发展等紧密相连，为相关行业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陆铭认为，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下，应将人均GDP、人均收入及其地区间的均等化等视为评估人口流动效果的重要指标，进而指导城市建设及大中小城市协同分工，为城市群优化土地、资源等各项要素配置，推动人口向核心大城市及周围都市圈范围有效集聚，为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开辟经济增长新蓝海创造有利条件。
建设文明水平更高的现代化城市
南方日报、南方+：“十四五”后期，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十五五”时期，相关行业如何以全会精神为指导，实现高质量发展？
陆铭：住房是人最基本的需求，让住房供给和需求相适应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全会公报中，“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被作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十五五”时期，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度还会不断提高，不同社会背景、受教育水平的人口向少数地区流动，一同建设城市，也共同构成住房需求主力。这将对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住宅供应方面，虽然商品房在“十四五”后期进入深度调整，但在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商品住宅供给还应进一步增加。“十五五”时期，各类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也应增加，使之成为适应供求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城市中低收入的外来人群建设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体系，使其能够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并能把愿意进城的孩子、配偶和老人带到城市里来，促进家庭团聚。
在用地保障方面，在人口集聚的地区，既要增加建设用地，也要增加建设用地内部的住宅供应。在中心城区，可增加建筑的容积率，调整既有用地结构，采取把闲置的商服用地和工业用地更有效地转化为住宅用地等举措，增加住宅供应。
通过市场和政府两方力量结合，“十五五”时期，城市将进一步完善各项居住条件，既通过“好房子”等政策提高商品住宅供给质量，也通过保障性住房体系满足更广泛人群的需求，并完善以“一老一小”关爱设施为代表的各项社区服务业供给数量、品质和多样性，建设文明水平更高的现代化城市。
南方日报、南方+：您基于哪些因素判断人口还会继续集聚？面对人口进一步集聚的趋势，如何提升城市承载力水平？
陆铭：从空间角度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数据仍低于可比的发达国家的历史同期。
从实际需求看，从高端服务到尖端创新，现代经济新增长极的形成大都有赖于城市人口集聚。以服务业为例，服务业需要面对面地互动，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是其发展所高度依赖的因素。而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比同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是偏低的。
从体制上来看，如果能够移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可以将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拉高3%—5%，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从消费来看，我国生活服务业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大约是46%，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官网入口_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可高达70%，服务消费占比还有大幅提高的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大城市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所谓“承载力极限”。在国外，“市”的概念相当于我们语境中的“市区”或“县城”，而我国地市一级行政区划中既有城区，也有县域，天然形成“都市圈”概念。
因此，如从都市圈概念出发进一步完善大城市及周边的土地供应、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短板，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大增长。
大中小城市进一步优化分工协作
南方日报、南方+：全会公报对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十五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建设将出现什么变化？
陆铭：全会公报提出，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中，大城市无疑是打造区域增长极的核心；“十五五”时期，大中小城市应进一步优化分工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富裕，使城市群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分工协作方面，城市群内的不同城市有多种发展模式；在广东，核心大城市承载创新中心、消费中心功能，大中型城市发展高端制造，周边中小城市利用资源禀赋发展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产业的协作格局已较为清晰。
需要注意的是，在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进程中，各城市不会“齐步走”，地区间资源要素也不会均匀分布，反而会向核心大城市集聚。但是，“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体现，将反映在城市之间人均GDP、人均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上，而非城市经济体量的绝对值。当前，全国各主要区域之间、各区域内部均出现这一趋势。
而随着人口进一步集中到核心大城市，其内部可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此时，需要通过城市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缩小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
因此，“十五五”期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协同配合应不止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在土地规划、人口承载等领域，应着力破除政策面导致的公共资源供给配置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如养老、医疗、教育、幼托等公共设施的完善，将进一步释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对经济活动和人口的承载力。
南方日报、南方+：“十五五”时期，广东应如何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城市群作用，进一步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陆铭：“十五五”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将继续引领经济发展，上述区域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人才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对外开放的关键窗口。
广东不同地区之间的条件禀赋并不相同，珠三角靠近港澳，航运条件好，具备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竞争的重要前沿阵地；而粤东西北山地较多，与广深缺乏航道等连接条件，使“黄金内湾”对周边地区辐射能力受到天然限制。
面对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发展基础，广东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不应过度关注经济的“均匀分布”，而应聚焦于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的协调同步，并进一步缩短不同城市间人均GDP、人均收入的差距，人口流入和流失地区要分别着眼于提供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也是“投资于人”的题中之义。
从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发现，在广东省内，人口不断向珠三角集聚的同时，广东城市间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这与全国的趋势相吻合。
我做过数据分析，如果广东的人口集聚能与产业集聚保持同步，使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地区集中，“十五五”时期，广东各城市人均GDP、人均收入的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并在远期达到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状态。
精细化分类施策发展县域经济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还有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如何与珠三角协同，在“十五五”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
陆铭：欠发达地区往往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等方面存在限制，用行政力量把发达地区的产业、经济资源硬性向其转移，往往不易收效；在配置人口、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推动不同城市、不同资源禀赋地区的分工合作时，应注重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
在这一方面，目前资本下乡、人才下乡都还有一定阻力。比如，目前农村外来人口在当地购房尚有一系列阻碍，使一批有志于在农村发展的人才望而却步。广东可在相关方面开展探索，为一些有志于在农村发展的人才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在农村地区创造有利条件。这种着眼于人的需求的政策非常重要。
同时，政府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培育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人员保障等，并为继续扎根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南方日报、南方+：面对乡村“空心化”等问题，应如何进一步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陆铭：应客观看待乡村“空心化”现象，不宜将其与负面印象完全绑定。在乡村人口减少、留守老人儿童等现象背后，应关注乡村地区资本下乡困难、缺乏就业机会、收入增长缓慢等实质问题，并通过改善城乡人口流动等方式解决相关问题。
通过开展“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广东正在努力补齐县域经济的短板，发展出一批有实力的特色产业。“十五五”时期，广东可进一步落实中央要求，精细化分类施策发展县域经济，对县域产业是否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作出科学评估。
具体而言，距广州、深圳等核心大城市近的县域，可积极部署承接产业外溢，承担提升都市圈经济和人口承载力的功能；距离较远的地区，应关注自身的农业、旅游、自然资源产业禀赋，若有发展特色产业的条件，其就业规模将是县域人口合理规模的重要参考。
另有一些地区，特别是山区以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为主，人口承载能力相应较弱，可参考我国东北、西北等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情况，允许人口适当转出，以人均GDP、人均收入为重要参考指标，客观评价发展潜力，规划发展蓝图。在此类人口流出地区，应鼓励将建设用地、宅基地等复垦为农业或生态用地，增加耕地和生态空间，同时转化建设用地指标，并允许跨地区配置，通过盘活土地资源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南方+记者 邵一弘 黄应来最安全的线上配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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